引言：
公元年，唐武德九年，农历六月初四，在长安城内的太极宫北门（玄武门）下发生了一场震惊朝野的政变。
秦王李世民竟在众目睽睽下引箭射杀了自己的兄长、当朝太子李建成。
究竟是怎样的人生境遇，致使一对亲兄弟最终走到自相残杀的地步，一向谨言慎行的秦王李世民又为何突然决定铤而走险，在宫城里谋杀储君呢？
储位之争背后的小人物
秦王与太子的恩怨，要从唐朝立国前说起。
大业十三年（年），刚刚传至二世的隋帝国在隋炀帝的无道统治之下逐渐走向崩溃。
眼见天下大乱，群雄并起，时任太远留守的李渊亦在晋阳起兵反隋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在现存史料记载中，晋阳起兵前的一切谋划都是由其子李世民代父完成的，身为主要领导的李渊事先“毫不知情”
《新唐书》记载“高祖子世民知隋必亡，阴结豪杰，招纳亡命，与晋阳令刘文静谋，举大事。计已决，而高祖未之知——《新唐书.高祖本纪》。”
而《旧唐书》中亦有“太宗与晋阳令刘文静首谋，劝举义兵。”
无论史书记述中存在多少疑点，我们都可以肯定：李世民在此次起兵事件中功不可没，这也为他日后争取太子之位埋下了伏笔。
而作为嫡长子的李建成此时仍留守在河东老家，直到李渊起兵前夕，李建成才带领家眷赶赴山西与父亲和弟弟汇合
此次起兵得到了多方势力的支持，很快便大获全胜。义宁二年（年），李渊即皇帝位于长安，国号唐，建元武德，定都长安，是为唐高祖。
即位后的李渊依照立嫡立长的原则，册立自己的嫡长子李建成为皇太子，封李世民为秦王，李元吉为齐王。
从李世民的角度来看，在自己为建国之事呕心沥血时，身为大哥的李建成退居后方。
开国之后，在起兵一事上没有丝毫贡献的李建成却可凭借“嫡长子”的身份坐享其成，这样的安排显然有失公正。
皇帝的安排远不止这些，史书记载，李渊在开国之后便将太子安置在了内宫帮助自己处理政务，却令秦王在外征战，替大唐开疆拓土，二者的身份天差地别。
换句话说，在李渊的安排里，李建成的是绝不可以出意外的太子，李世民则是即使战死也能找人顶替的将才。
心有不甘的李世民由此对自父兄生怨，而他与李建成的正面冲突，形成于唐初一起著名的案件：刘文镜案。
作为在起兵时追随李世民的开国功臣，刘文镜自认立下封侯拜相之功，不料在入朝之后只获封陕东道行台左仆射。
刘文镜由此生怨，时常出言针对曾与他共同辅佐李渊、现在却比他官职高的宰相裴寂。某次醉酒之后，刘文镜在自己家中大骂裴寂，并拔刀击柱说：
“必当斩裴寂耳！”
此话被他一个失宠的姬妾听见，随即当做了刘文镜“谋反”的证据，向上呈报给了李渊。
李渊召集群臣商议此事，作为刘文镜的老上级，李世民曾极力替刘文镜求情，却只换来李渊诛杀刘文镜的决定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史书上虽然没有记载李建成对于此事的态度，但不难猜测李建成对李渊的决定表示了支持。
因为如果自己看中的两位皇子一起反对，为君为父的李渊一定会重新考虑此事。但从结果来看，彼时为刘文镜求情的应该只有李世民一人。
在自己的部下身陷绝境时，身为兄长的李建成不但不肯帮忙破局，还在暗地里推波助澜，促成了刘文镜的死，此为李世民与李建成结怨的第二层原因。
（李建成画像）
若从政治角度深入分析此事，彼时的刘文镜隶属于以秦王李世民为首的武将集团。
太子此举往小说是不给自己弟弟面子，往大了说是在杀鸡儆猴，借刘文镜之死打压武将集团的势力
李世民的反击
对兄长积怨愈深的李世民决定反攻，武德七年（公元年）初夏，唐高祖李渊将国事委于太子，自己带领内宫诸人前往玉华山避暑。
在他上山后不久，正在皇城内监国的李建成出于种种考虑，派人给自己的近臣、庆州总管杨文干送去了几件铠甲，此事传入李渊耳中，变成了“太子联合地方官密谋造反”。
《旧唐书》中这样描述了事情的经过：“及高祖幸仁智宫，留建成居守，建成先令庆州总管杨文干募健兒送京师，欲以为变。又遣郎将尔硃焕、校尉桥公山赍甲以赐文干，令起兵共相应接。”
这段文字看似合情合理，细究之下却漏洞百出，其中最大的疑点便是李建成谋反的原因。
这里需要说明的是，李渊认为隋朝亡国的根本原因便在于隋文帝改换国本。为避免重蹈覆辙，他对国本之事极为看重，绝不会轻易的改立太子。
换句话说，只要李建成维持现状，不犯什么十恶不赦之罪，那么李渊便会一直维护他的太子之位，直到自己百年之后。
相比于李世民，这是李建成所拥有的绝对优势，作为一个深受父皇看重的太子，李建成没有理由抛弃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去铤而走险，反正皇位迟早会是他的。
此事的第二个疑点藏在也《旧唐书》的叙述里，在此事败露之后，愤怒的李渊下旨召见了李建成，史载，李建成在见到父皇之后，
立即“叩头谢罪，奋身自投于地，几至于绝。”
如果李建成真的要谋反，眼看事情已经暴露，相比于“孤身一人上山请罪”这种自投罗网的行为，他此时的最佳选择应该是直接起兵。
可他不但自己去请罪，态度还极其诚恳，磕头时差点把自己撞死在李渊面前。由是引出了第二个问题：李建成请的是什么罪？
太子的态度让皇帝产生了疑问，所以在李建成请完罪之后，李渊并没有立即处死李建成，而是先将他收押，随即命人前往杨文干处一探虚实。
令人匪夷所思的是，杨文干在见到皇帝使者之后，居然才开始起兵叛乱。
（李世民画像）
这个时间点很值得深究，若是在此之前起兵，可以说杨文干真正的用意是拥立太子，若是在此之后，也可以解释为阴谋败露后的垂死挣扎。
但杨文干早不动晚不动，偏偏在见过皇帝的使者之后动，由此牵涉出第三个问题：杨文干起兵的真正原因是什么？
现在，让我们来做一个大胆的假设，假如谋反之事是假的，太子与杨文干是俱是被人诬陷，那么以上的两个疑点便有了合理的解释
结合以上的种种史实与推论，真实的情况极有可能是这样的：李建成并无谋反之心，但他给杨文干送铠甲一事让人拿住了把柄，以此诬告他谋反。
而在上山之后，无辜的李建成所请之罪也并非谋逆，而是自己私下联络地方官员的罪责，这便解释了李渊为何能如此轻易的放过他。
而对此毫不知情的杨文干从使者口中听到的，很可能是远在京城的太子落难的消息，换句话说，促使杨文干起兵的并不是“谋反”的宏图大志，而是“解救太子”的忠心。
设下这样一个巨大的圈套其实只需要两步：第一步，派人告发太子与地方官谋反，第二步，买通皇帝的特使，让使者给远在庆州且毫不知情的杨文干带句话
推论先放一边，让我们接着来看事情的走向。在杨文干起兵之后，李渊于是命李世民亲赴庆州平叛。
史料记载，在李世民出征之前，李渊向他还曾许诺“还，立汝为太子”，并说自己虽然不忍心杀死李建成，但会将他贬为蜀王，让他服从李世民的管制。
李世民踌躇满志地出发了，到达庆州之后，他在最短时间内平息叛乱。
值得玩味的是，在诛杀杨文干之后，李世民还以“私下结交杨文干”为由，杀掉了皇帝派去的使者宇文颖，这不能比让人怀疑他有杀人灭口的嫌疑。
做完这一切之后，满心欢喜的李世民班师回朝，准备接受父亲曾许诺给他的太子之位。
令他没有想到，李渊出尔反尔，只处罚了涉事官员与太子身边的谋士，绝口不提之前的承诺
《旧唐书》中这样记述此事的结局：
“太宗既行，元吉及四妃更为建成内请，封伦又外为游说，高祖意便顿改，遂寝不行，复令建成还京居守。惟责以兄弟不能相容，归罪于中允王珪、左卫率韦挺及天策兵曹杜淹等，并流之巂州。”
翻译一下，即齐王李元吉联合后宫嫔妃替李建成向皇帝求情。
李渊在几番犹豫之后，只怪李建成与李世民兄弟不能相容，下令流放了太子身边的王珪、韦挺，以及天策府（李世民府邸）官员杜淹。
李渊的处理结果从侧面印证了上文的推测——这是一场连后人都能看明白的阴谋，身为帝王的李渊不可能毫无察觉。
无奈眼下事情已经发生，能够作为人证的宇文颖、杨文干等人俱已被李世民灭口，加之李渊性格宽容，便只是分别流放了两方的官员，借此小惩大诫。
绝境中的险招
险些丧命的李建成当然不可能坐以待毙，而随着李世民的军功日高，与李建成一样不安的还有皇帝李渊。
在李渊看来，李世民此时的处境正是历代君王们最不愿看到的一种，即“功高盖主”
李建成很好地抓住了皇帝的心理，唐武德九年，突厥十万大军压境，正值国家用人之际。
素日站在李建成一边的齐王李元吉主动向皇帝请命出征，已经与李世民心生嫌隙的李渊很快答应了李元吉的请求。
农历六月初二，李渊正式下旨任命李元吉为行军元帅，并在圣旨中钦点了秦王府的几位得力武将（程知节，秦叔宝等）随军出征。
看似奇怪的任免令背后是李建成隐秘的政治手腕
与政治资本雄厚又颇得圣眷的李建成不同，彼时的李世民手中只有两张王牌：一是自己建立的军功，二是手下的得力干将。
李渊的一道圣旨等同于釜底抽薪，同时剥夺了他建功立业的机会与可以倚仗的爱将。
一旦秦王府的武将们随李元吉出征，等待他们的只能是死路一条——而这种杀人诛心的主意究竟出自谁手，答案不言而喻。
（西安玄武门遗址）
跌入低谷的李世民决定以自己的性命为筹码，奋力一搏。
《资治通鉴》记载：（武德九年）建成夜召世民，饮酒而鸩之，世民暴心痛，吐血数升，淮安王神通扶之还西宫。上幸西宫，问世民疾，敕建成曰：“秦王素不能饮，自今无得复夜饮！”
值得注意的是，此时的李世民已经被李建成一系列的举措打的毫无还手之力。
李建成没有必要对一个失势的亲王痛下杀手。退一万步讲，即便李建成决心斩草除根，也应该采取更隐秘的措施——在自己主持的酒宴上公然下毒杀人，怎么都不像是一个心智正常的太子能够做出来的事。
从利益的角度分析，一旦此事被告发到皇帝那里，太子极有可能会再落下一个“残害手足”的罪名（李渊在杨文干事件中曾斥责太子“兄弟不能相容”）。
真到了那个时候，最大的受益者便是虽然“中毒”却没有死成的李世民
排除李建成团队集体失心疯的可能性，最合理的解释只有一种：酒宴下毒之事，极有可能是李世民自导自演的一出“苦肉计“。
令李世民失望的是，面对如此重大的指控，李渊仍旧决定维护太子。在李世民中毒事件的第二天，李渊向太子府明发敕令：
秦王素日里酒量差，你以后不要再拉着他喝酒了！
站在李渊的角度，他真的不知道李世民想要谋求太子之位吗？答案显然是否定的，因为从李渊之后的举动来看，他不但知道，还曾以此试探过李世民。
《资治通鉴》记载，前去探病的李渊对李世民说：“因谓世民曰：“首建大谋，削平海内，皆汝之功。吾欲立汝为嗣，汝固辞；且建成年长，为嗣日久，吾不忍夺也。观汝兄弟似不相容，同处京邑，必有纷竞。遣汝还行台，居洛阳，自陕以东皆王之。仍命汝建天子旌旗，如汉梁孝王故事。”
饱受冷遇的李世民当然不认为自己的父亲会突然转性，允许自己自立为王，于是他当即哭着表示自己不愿远离父母。
但这段对话传入李建成耳中却变了滋味，在此之后，李建成联合李元吉数次在皇帝面前构陷李世民，本来就心存疑虑的李渊自此愈发厌恶李世民，直到玄武门下的那场悲剧爆发。
撇开其他，玄武门之变的导火索其实只是一件小事：天像异常，太白经天
所谓“太白经天”，即太白星在白天出现在天空之中。中国古代星象学中认为这是刀兵之祸的前兆。
在异常天像出现之后，李渊从卜官口中听到了一则令他愤怒的预言：太白见秦分，秦王当有天下。
（太白经天）
在听完密奏之后，李渊将这则预言发往秦王府，命李世民做出解释。收到奏报后，李世民并未正面回答他的问题，而是借机向他禀报李建成与李元吉秽乱后宫。
已经失去理智的李渊当即下旨，命令李建成与李元吉明日入宫对峙。
在得知皇帝的命令之后，走人绝境的李世民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：直接快刀斩乱麻，在玄武门诛杀太子与齐王，这便是著名的“玄武门之变”
结语
常言道：“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”，古往今来，任何政治运动的爆发也都是恩怨长期积压的结果，而绝非是策划者的一时兴起。
通过对背景故事的研究我们可以得知，所谓“玄武门之变”，不过是李世民在被逼无奈下使出的下下策，是他在无数次失败之后所做的选择。
在后人看来，这一选择从客观上奠定了大唐王朝的强盛，但站在李世民的角度去看，这一决定却成为了他堪称完美的政治生涯中最不愿面对的污点。
引用文献：
《新唐书》
《旧唐书》
《资治通鉴》